傍晚回到家，匆匆忙忙地開始切香菜、搗蒜頭，想要做一碗涼拌酸辣粉。邊調理著醬汁，邊檢查訊息，Ｇ說她再過五分鐘就會打來了。
Ｇ是我在東岸唸博士班時最親近的摯友。她來自紐約上州一個貧困的家庭，母親在超市當收銀員，繼父這一兩年動了幾個大手術而行動不便。其實，有關Ｇ的家庭，我知道的細節並不多，模糊地明白他們一家人在貧窮與毒品之中沉浮，辛苦地維繫著家庭的功能。這樣的家庭，有愛，有歡笑，也有傷殘。
認識G以後，我更加相信這件事：家，可以同時是避風港，也是創傷空間；即便回到家裡即是重新被滿載的情緒與回憶淹沒，我們依舊沒有辦法輕易離開。扭曲的愛也是愛，或說愛的呈現有時是扭曲且破碎的。成年後的Ｇ，強悍且睿智，是充滿關懷與詼諧的老師，也是忠誠的朋友。每一年寒暑假，她總是回老家——那令她心力交瘁，卻也穩固了她存在感的地方。
這一次視訊，G也在她的老家。我坐在客廳落地窗一旁，窗外是北加州的暮色，酷暑終於在此刻緩解。螢幕裡，她在一個昏暗的房間，詭異的黃綠色燈光照的她沒有一點血色。我們聊起了她的近況，她告訴我她已經完成博士論文答辯，並且獲得委員會的一致讚賞，但是她這個暑假無法如期畢業。原因是因為Ｇ要求學校延遲公開她的論文，而校方不同意，導致她仍然無法繳交論文。
延遲公開，又稱為論文的「禁運期」，對於學術界以外的人或許不是那麼熟悉。禁運期間，剛完成的學術論文不能在任何學術資料庫公開，這樣才能保護出版社的利益——畢竟，如果一部作品已經能在公開平台上被獲取，會有哪一個出版社願意出版呢？Ｇ的學術論文裡有一大部分是她的文學創作，她將她的靈魂與血肉都寫了進去，她還沒有準備好將這部梳理著她內心創傷褶皺的作品與世界分享。
我敬佩她的勇氣。面對複雜且龐大的機構例如一間公立大學，她隻身捍衛著她的心血結晶。也許對這個世界來說，這幾百頁的論文或許無關緊要，又或許即使論文公開了，也不一定會有龐大的讀者群去閱讀。畢竟，學術觀眾在閱讀市場裡是渺小的一群存在。但，這從來就不是數字的問題，而是關於一個創作者的堅持、隱私，關於她如何介入與面對世界的問題。
我與Ｇ的友情即將邁入第八年，我也在這八年間因為她與其他的人群而長成了年少時期不曾想像過的自己。有時，我覺得是Ｇ那藝術家一般的尊嚴與固執讓我也成為了一個不輕易妥協的大人。
我想到韓裔美國作家Cathy Park Hong在Minor Feelings (2020)寫道她與大學時期兩位好友的故事，她們三人都各是個性獨特，時而難以相處的藝術家。那個長長的故事裡，她回憶著三人之間發生過的撕裂與離異，還有她們如何互相餵養了彼此對世界的認知。Cathy Park Hong 最後說道，那段學生時期到成為青年創作者的那幾年，彷彿是助長她成為藝術家的「教育」。在這個世界還沒有看見她們之前，她們三人照見了彼此。她們的眼光認出了彼此作為藝術家的身影，那是一段刻骨銘心的友誼，即是三人最後沒能繼續走在一起。
過去幾年的日子裡，我也有過這樣的教育經驗。萍水相逢的邂逅，然後結伴同行，最後目送彼此走向不同的路途。那一些是滋潤著成年後的自己的生命教育，無法在體制機構裡獲得，更多時候要偏離正常的軌道，在邊緣處看見彼此。
視訊的最後，我跟Ｇ聊到了擺脫不去的寂寞感，她跟我說：「也許，近代的成人社會即是這樣的吧。我們因為科技的發達而能夠到離自己出生地很遠，很遠的地方生活與工作，孤絕感因而總受滲透著我們的成人生活。」在科技公司上班的過去一年，我偶爾覺得工作日常像是活在反烏托邦式的科幻電影裡。但是在感到被分解的時刻裡，是這樣的對話，讓我重新能踩得著現實世界的地。是這樣的交心，讓我能夠重新擁抱生活，並且記得我們曾經也都一直在一起。
